杜仲藥用功效的歷史發展
人們自從發現了杜仲這種“強健筋骨”的植物後，歷代醫藥學家開始對其藥性進行了長期不懈的研究。東漢以後，歷代本草著作層出不窮，均對杜仲有所記載，隨著中醫藥學的發展，對杜仲的認識也不斷的深化。
魏晉南北朝時期(公元220～589年)
名醫陶弘景的《名醫別錄》在《神農本草經》的基礎上，對各種藥物補充了大量新內容，增加了杜仲藥性的新認識、新的功能和異名、具體產地和采收時間等，第一次明確記載杜仲以皮入藥。記載杜仲藥性“甘、溫、無毒”，地道藥材“生上虞山谷及上黨、漢中”;使用方法“用之，薄削去上皮，橫理，切令絲斷也”;指出了杜仲的特徵，確立了“折之多白絲為佳”的鑒別標準。
宋金元時期(公元960～1368年)
我國藥物學經隋唐以來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。這一階段的特點是：注重調查研究，對藥物的記載更重實際，重視藥性理論的研究，對杜仲的認識也到達新的水平。公元1061年，在全國性藥物大普查基礎上編成的《本草圖經》一書，匯總調查結果，廣徵前代文獻，對藥物的記載更加全面深刻。書中對杜仲增補了大量新的內容，特別是對杜仲葉、花、果實、木材的藥用功能作了首次重要的記載：“初生葉嫩時採食，主風毒，腳氣，及久積，風冷，腸痔下血。亦宜干末作湯，謂之綿芽。花，實苦澀，亦堪入藥。木作屐，亦主益腳。”這一時期對杜仲的認識已相當全面，取得不少突破性進展，其中有關杜仲葉、花、果實、木材的利用和獨特的功效是重要的新發現。與現代科學研究證實杜仲葉、花、果實的藥用有效成分與杜仲皮相似的結論已近乎一致。
金元時期
著名醫學家張元素、李昊、王好古等人，對杜仲的藥性、藥理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，如王好古認為杜仲是“肝經氣分藥。潤肝燥，補肝經，風虛。”這一看法極受明朝著名醫藥家李時珍贊崇。
明朝
中醫藥發展達到空前高峰，我國偉大醫藥學家李時珍巨著《本草綱目》集16世紀前藥物學之大成，被譽為醫學史上的里程碑。有關杜仲千餘年來的知識和經驗，也就在這部巨著中得到了一次全面系統的總結。李時珍以它精深的醫學理論和豐富的臨床經驗，對杜仲的藥性理論提出了深刻的見解。它認為：“杜仲古方只知滋腎，唯王好古言是肝經氣分藥，潤肝燥，補肝虛，發昔人所未發也。”還進一步闡述其藥理“蓋肝主筋，腎生骨。腎充則骨強，肝充則筋健。屈伸利用，皆屬於筋。杜仲色紫而潤，味甘微辛，其氣溫平。甘溫能補，微辛能潤，故能入肝而補腎，子能令母實也。”至此，我國傳統醫藥學對杜仲的認識，經李時珍總結闡述，更加系統完備化，達到了經驗科學的最高峰。
此後，經清朝到民國時期，對杜仲的認識再未有大的進展。
20世紀50年代以來，在我國歷代杜仲研究的基礎上，國內外醫藥學家、植物化學專家，利用現代科學技術，開展了杜仲研究，使杜仲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。特別是美、俄、日醫學界和我國科研人員，用高新科技手段對杜仲進行了深入系統研究，取得了重大科研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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